2014年2月21日，曹庆晖教授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带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油画的四百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文明强力撞开中国的大门。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的全面融合西方文明是这150年间的大势所趋;但当西方文明的灌入到达一个饱和点之后——即中国社会完全掌握西方文明要点之后——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新一轮的中华文化同化异质文化、创造属于自己时代辉煌的鼎新过程，已经显出端倪。中国油画，就是中华文化开始同化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徐悲鸿的帮助、培养下，在中国有一批人。徐悲鸿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徐悲鸿也没有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方法，但是徐悲鸿是比较早的自觉地触及一些方法的东西，比如说讲素描、讲星期法，在他同时代那些人当中很少有一个人主动自觉地概括这种什么样的教学法，他有。这就不简单，他的学生像艾中信，后来中央美院副院长、油画系主任齐震启，这都是我们院藏的作品，李宗津，李宗津当然不是徐悲鸿的门生，也不是徐悲鸿的弟子，是苏州美专毕业的，但是也是徐先生召之即来。这些都不是徐悲鸿的门人，但是都是徐悲鸿的左膀右臂，协助他。所以说在我看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们讨论他们说中国有没有徐悲鸿学派，有点儿太过于想象，我看来这个东西你是在什么范围内讲，真理跨出一步就是谬误，你在一个什么范围内讲，我说在中央美术学院这个范围之内，从北平艺专开始到中央美术学院建院成立是有一个徐悲鸿学派成立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至于说你说全国什么徐悲鸿学派，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徐悲鸿而且艾中信说准确地说叫“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因为中央大学不是国立艺专，中央大学的艺术系是师范科，培养的就是教师。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很多一流的大画家全部是教师出身。齐白石也是教授、黄宾虹也是教授，别说西画这帮人回了国只能是在学校里边安身立命，很多人都是教师出身，一直到现在为止，至于有的人后来辞去公职那是后来的事情。四十年代还有一个到西北写生的问题，到西北。因为抗战一爆发，过去的文化重镇全在日本统治之下或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国统区、日伪区，有不同的分法，很多艺术家流亡，流亡就奔西南、奔西北。西南就是重庆、贵州、云南，包括像庞薰琹这样的人到了贵州那边画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纹样，开使用民族学的方法来记录等等，这都是一个大的时代下变动造成的，有的人奔了延安，从事了革命，有的人就奔了西北从事文物考察，像张大千也到了西北，董希文也到了西北，后来张大千因为到西北还带了一些助手，其中就有孙宗慰，这是徐悲鸿的学生到西北。到了西北以后不同于汉文化，另外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多民族杂居的地方，那种艺术的营养和养料不太一样，所以说画风有很大的变动。

韩乐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朝鲜族，到法国游学的一个人，后来是被国民党暗杀了。在中国美术馆有他大批作品。